戴安澜
被毛泽东写律诗吊挽的军人
“师称机械化,勇夺虎罴威” ——毛泽东评戴安澜
毛泽东一生诗词甚多,但以律诗吊挽将军的,只有两首。能有幸享此殊荣的,一位是共和国的元帅罗荣桓,1963年1月9日,毛泽东在北京写了《七律?吊罗荣桓同志》:
记得当年草上飞,红军队里每相违。
长征不是难堪日,战锦方为大问题。
斥?每闻欺大鸟,昆鸡长笑老鹰非。
君今不幸离人世,国有疑难可问谁?
另一位享此殊荣的,却是一位国民党的将军。1943年3月,毛泽东在延安曾写一首《五律?海鸥将军千古》:
外侮需人御,将军赋采薇。
师称机械化,勇夺虎罴威。
浴血东瓜守,驱倭棠吉归。
沙场竟殒命,壮志也无违。
有趣的是,这两首律诗押的韵是一致的。
这位被毛泽东称为“海鸥“将军的人,名叫戴安澜,号“海鸥”,戴安澜原名戴衍动,1924年他参加国民革命军,看到祖国处在危难之中,心中十分难过,为了表达自己镇狂飚于原野,挽巨澜于既倒,誓死振兴中华的凌云壮志,他正式改名为“安澜”。
1939年,戴安澜升任国民党军第200师少将师长,这一年他仅有25岁。
第200师对外号称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,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。
从"师称机械化,勇夺虎罴威”的诗句中不难看出,戴安澜作为统帅的这个机械化师的年轻将领,不会不给军事家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。
就 *** 的军队而言,当时甭说军队中的机械化装备,就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,也没有专用的小汽车,到哪里去都是骑马或步行。1940年5月,陈嘉庚率领回国慰劳视察团抵达延安时送来了两辆小汽车,本打算分给毛泽东、朱德一人一辆,毛泽东还没有要,而是把汽车给了延安的“五老”。
机械化部队是近现代军事历史中的一个必然过程。它的出现,必将给作战样式和作战理论带来革命性的影响。如果把孙中山的“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” 算做是中国军队早期机械化发端的话,说起来,这个“铁甲车队”还是1924年11月在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下,成立了起来的呢!一年之后,以铁甲车队和从黄埔军校抽调出的一部分人员作骨干,组成了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,日后成了 *** 军队起家的本钱。
国民党军队机械化的过程比较缓慢。早在1932年就成立汽车训练班,请了德国顾问皮尔纳父女二人做教官,皮尔纳教授各种车辆驾驶、修理和战车战术;他女儿教授数理化文化课程,学员从中央陆军军官军校第8期毕业生挑选,为建立机械化部队准备人才。那时的装备,不过是普通汽车加装钢板,号称“装甲汽车”,以及10余辆摩托车和一辆奔驰履带拖拉机,并无真正的战车。
1934年11月,孔祥熙通过香港怡和洋行从英国购入32辆“维克斯”型战车和若干当时称为机器脚踏车的“哈雷”牌两轮摩托和三轮摩托,在南京编成战车营。人们给装备了16辆“维克斯”战车(重6吨半)的第1连起了个代号,叫“虎”连;给装备了16辆水陆两用战车(重3吨半)的第2连起了个代号,叫“ 龙”连,单从名字上看,就够威风凛凛。
1935年夏,蒋介石在南京丁家桥组建了交辎学校,自兼校长,还是由德国顾问皮尔纳教授机械化部队的战斗、战术及战防炮使用。一年后,该校改组为辎重兵学校和机械化学校。自此培养机械化兵种的专门学府才正式诞生,机械化兵种也正式成为独立兵种,其军衔自成体系,用银白为底色。
1936年5月,以新近购买的德国“克虏伯”式轻型战车和“毫须”式装甲车为基本装备,蒋介石又在南京方山扩建了陆军装甲兵团,其它兵种的团长都是上校,惟独装甲团的团长是少将,由蒋介石的亲信杜聿明担任,足见重视程度。
淞沪抗战,杜聿明曾率战车部队参战,配属给第87师攻击杨树浦,然该师步兵从未进行过与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,在战车进入街市内时,步兵任战车在前突击而不加掩护,战车被日军击毁3辆、击伤8辆。
抗战全面爆发之后,陆军装甲兵团避战,陆续撤退到了湖南湘潭。
1938年初,苏联以换货形式援助中国的T-26战车和自意大利购入的“菲亚特”战车、德国产装甲汽车、奔驰柴油卡车、美式福特卡车、意大利产摩托车数百辆陆续输送至湘潭,在这些车辆基础上,陆军装甲兵团被扩编为陆军第200师,仍由杜聿明任师长。1938年4月,200师的搜索营出动装甲车12辆,参加了台儿庄会战,担任搜索警戒任务。
戴安澜与昆仑关战役
1938年10月,200师扩编为新11军,1939年改称第5军,扩编后,部队移驻广西全州,杜聿明担任中将军长。
戴安澜出任师长之后的第200师,只是第5军的一个步兵师,第5军除军直属的战车团外,其它部队都不是机械化部队,徒有“快速部队”的虚名。
1939年9月,日军发动桂南战役,为的是彻底切断中国的最主要补给路线。中国获得外援最重要的路线即法属印度支那线,运进中国的补给物资的85%经过此线。日本认定,切断这条路线将必然使中国丧失抵抗能力,从而可以立即结束在华战争。
日本在南京设立以西尾寿造大将任总司令、坂垣征四郎中将任总参谋长的“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”。日军桂南战役的主力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第一流精锐机械化部队,参加过南口、忻口、平型关、太原、上海、台儿庄、广州等战役,屡次担任主攻任务,号称“钢军”。
昆仑关战役,是整个桂南会战的核心战役,蒋介石决定投入他的老本。
1939年11月16日,蒋介石调其最精锐的第5军归白崇禧指挥,投入昆仑关战役。
11月25日凌晨,由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第600团,在二塘独战日军第21、42两个联队。日军在飞机掩护下猛烈进攻,600团团长邵一之、团附吴其升阵亡。鉴于战况不利,戴安澜决定黄昏后撤退至高峰隘。此次虽然未能阻止日军前进,但这是日军自钦、防登陆后遇到的最激烈抵抗,战斗进行了两天两夜。 12月1日中国军队失守高峰隘,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,双方以昆仑关一线山地为界,暂时对峙。。
昆仑关,位于广西南宁东北50公里的昆仑山上,虎踞于曲折的柳州、宾阳至南宁的公路,居高临下,地势险要,山岭延绵,无论往北往南,均为平坦地势。东面2公里处有653高地,西面2公里处屹立445和441高地,是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的历代兵家必争战略要地。早在宋朝,狄青征南时此处便成了著名战场。
12月7日,蒋介石决定反攻,目标是“攻略昆仑关而后收复南宁”。15日,白崇禧以桂林行营名义发出第一号反攻令:以北路军第5军主攻昆仑关。
12月16日,第5军军长杜聿明召开团长以上军事会议,布置对昆仑关之攻坚战,制定了“关门打虎”的包围全歼战术,命令以戴安澜第200师、郑洞国荣誉第1师正面主攻昆仑关;邱清泉新编第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,由小路绕过昆仑关,打击南宁方面日本援兵;彭璧生率第200师两个补充团侧击昆仑关之外,堵住其退路并阻击援军。
18日凌晨,战斗打响,中日两军最精锐部队在昆仑关碰撞了!
防守昆仑关的日军第5师团主力第21旅团的松本总三郎大队,以炮火和飞机对中国军队进行了猛烈的轰炸,第5军的重炮兵团以及各师炮营同时开火,炮火延伸后,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荣誉第一师开始攻坚,至夜晚,荣一师攻占了昆仑关附近的几个高地;第200师攻占了653、600两个高地,并一举攻占昆仑关主阵地。
19日中午,日军再次出动飞机狂轰滥炸,第21旅团的第21联队,由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率领,夺回昆仑关。
昆仑关得而复失。21日,蒋介石对昆仑关战役进展缓慢不满,给桂林行营及各参战部队下达命令:“前方各部队与炮兵等,如有不积极努力进攻,或不能如限期达成任务者,应即以畏敌论罪,就地处置可也。”
在昆仑关主攻阵地上,调拨给第200师指挥的荣一师第三团团长郑庭笈,用望远镜发现九塘公路边大草地上有日军军官正集合开会,马上命令第一营以轻重机枪、迫击炮集中火力猛击。炮弹击中目标,敌军官死伤惨重,乃至后来不得不空投军官来补充作战。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即是被炮火击中于24日身亡的。
12月23和24日,仅第5军正面进攻的两个师,伤亡就达2千余人,日本军伤亡也在千人以上。昆仑关日军工事非常坚固,上两层下一层碉堡,构成交叉火力,中国军队攻击受阻。
战斗空前惨烈。戴安澜将军亲率两个团兵力,以大刀、铲刀和血肉之躯,一路斩草开路,割破日军设下满山遍野的铁丝网,向昆仑关最后一道大门——界首阵地发起猛攻。
界首高地位于昆仑关北,是日军最坚固的据点。戴安澜指挥郑庭笈团,于28日晚开始攻击界首高地,尽管敌机在头上扫射、轰炸,该团士气旺盛,不顾牺牲顽强进攻。中国士兵组成敢死队,以手榴弹塞进日军据点的枪眼,不怕牺牲,终于在29日上午攻克界首高地,郑庭笈团9个步兵连,其中7个连长伤亡,指挥官身边的司号长也中弹牺牲。
12月31日,中国反攻军队肃清了昆仑关全部残敌。打扫战场时,在中村正雄尸身上搜出了一个日记本,该旅团长在战死前写到:“帝国皇军第5师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有‘钢军’称号,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。但是,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,我遇到了一只比俄国军队更顽强的军队”。
日本战后公布,在昆仑关战役中,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,包括中村正雄少将旅团长、第42联队长坂田原一大佐、第21联队队长三木大佐以及第1、2、 3大队的长官,该旅团班以上的军官死亡达85%,士兵死亡4千余人。日军统帅部收到的报告中也称:“在昆仑关地带,中国军队比任何方面都空前英勇,值得我军敬意。” 战后的日军战史也称,昆仑关战役是:“中国事变以来,日本陆军最为暗淡的年代。”“中国军队攻势的规模很大,其战斗意志之旺盛,行动之积极顽强,在历来的攻势中少见。我军战果虽大,但损失亦为之不少。”
昆仑关战役使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。中国军队虽然伤亡14000余人,但基本干部仍健全。中国军队能全歼日军一个精锐旅团,基本消灭了其各级指挥官,首次以攻坚战打败日本“钢军”的战例,在中国战争史上,涂上了一笔浓彩。
戴安澜指挥的第200师因战功卓著,全师受国民政府集体嘉奖一次,参战人员提薪饷两级。师长戴安澜因指挥有方和重伤不下火线,荣获四级青天白日宝鼎勋章一枚,被蒋介石称赞为“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”。
会战中,中国的战车部队在与步兵的协调配合上,发挥了很大的作用。会战后,戴安澜在上报的《陆军第200师攻略昆仑关战斗详报》中,总结了战车战法:“敌常设各种侧防潜伏机关,攻击前应以小战车一辆先行搜索敌战防炮之位置,继以我战防炮及重炮兵器破坏之确实,将其消灭始可攻击前进。否则既不能发挥战车之威力,反遭无益之牺牲不若不用。例如,此次敌人在昆仑关作战不敢使用战车。战车使用无论攻防应构筑工事,以减少损害。”
黄埔精神战胜了武士道精神
1942年初,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,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。同年3月,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,赴缅参战。
第5军装甲兵团为保护战车寿命和军事秘密,所有战车均用汽车载运,但当时的汽车载重量一般只有4吨以下,且从昆明到畹町的一些桥梁负荷量不到10吨,只有“菲亚特”、“雷诺”战车抵达前线参战,T-26战车只能分拆成3辆车运输,因此没有来得及运抵前线。
1942年2月19日拂晓,当最后一批英缅败兵涌过东瓜附近的皮尤河大桥,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先遣营刚好赶到大桥北岸,与日军前锋部队相遇,军配属给200师的骑兵团装甲车也向日军发起冲击。3小时之后,先遣营向师长戴安澜发来首战告捷的捷报:击退日军一个大队,歼灭一小队。
局部胜利对战局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。对于戴安澜的第200师来说,面临的战场形势十分不利:仰光陷落,缅甸国门洞开,日军长驱直入,英军一触即溃。
蒋介石单独招见了戴安澜,询问第200师能否在东瓜坚守一两周,打个胜仗?戴安澜甘立军令:“此次远征,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,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,也必定挫敌凶焰,固守东瓜。”
东瓜是南缅平原上一座小城,又译作同古,人口11万,距仰光260公里,扼公路、铁路和水路要冲,城北还有一座永克冈军用机场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著名的东瓜大战就在这里拉开序幕。
东瓜正面之敌为日军第55师团,西路为33师团。另有两个增援的主力师团正从海路赶往仰光登陆。
戴安澜在战前宣布:
“本师长立遗嘱在先:如果师长战死,以副师长代之,副师长战死,参谋长代之,团长战死,营长代之……以此类推,各级皆然。”
1942年3月20日,戴安澜指挥第200师与日军第55师团在东瓜城外发生激战。
在东瓜城外竟遭到缅战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,实出日军意料之外。一连三天,第55师团第143、第144两联队伤亡惨重,攻击已呈疲软势头,不得不调另外两个联队投入战斗。
日军空军每天从仰光机场出动百余架次飞机对同东瓜进行狂轰滥炸,投掷燃烧弹毒气弹无数。但是第200师的防线仍然没有被突破,城内中国守军始终没有动摇或败退的迹象。
24日下午2时,昂山将军领导的“缅甸独立义勇军”也及时赶来为日军助战,加入了对第200师进攻的行列。日军在缅甸独立义勇军带领下经小路迂回到城北,与正在破坏铁路的工兵团猝然遭遇。日军一个冲锋就打垮了工兵团,而后进袭机场。
机场守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,终因寡不敌众,残部退回城里。日军占领机场,切断第200师退路,把东瓜城团团包围起来。
永克冈机场失守,工兵团李树正团长被军法处判处枪决,就地执行。
东瓜战场的戴安澜第200师的将士,在强敌面前表现了罕见的战斗勇气和高度的牺牲精神。他们凭借简陋的工事和武器,始终拒敌于城外。城市被夷为平地,阵地断粮断水,每天都有肉搏战发生,每天都有官兵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。
敌人恼羞成怒,竟向城内发射糜烂性芥子毒气弹百发。所幸适逢旱季,毒气多被季风吹散,中毒者十余人。
入夜,日军偷袭戴安澜的指挥部。激战通宵,通讯联络一度中断。戴师长亲自掌握一挺机枪与日军战斗。拂晓援兵到,方告脱险。至29日,日军攻势渐呈衰竭,前线阵地出现少有的平静气氛。
正在这时,在缅甸的英国军队在尚未通知友军的情况下,仓惶撤退,把戴安澜部的侧翼暴露给日军,而日军增援部队第56师团已经星夜兼程赶到东瓜!
戴安澜紧急之中,给杜聿明发电:
杜军长副司令长官台鉴:
敌与我接触战自十九日,激战至二十八日,凡十余日矣。我已濒弹尽粮绝之境,官兵两日无以果腹,仍固守同古铁路以东阵地……自交战之初,敌势之猛,前所未有,尤以二十四日至今,敌机更不断轰炸,掩护其战车纵横,且炮兵使用大量毒气弹,昼夜轮番向我阵地进攻……援兵不至,我虽欲与同古城共存亡,然难遏倭寇之凶焰……何益之有?
日军第56师团是一支主力部队,于29日晚投入对东瓜的进攻。
3月30日,日军在坦克、装甲车掩护下突入东瓜城内,并从南北两面将第200师分割开来;另一部日军占领锡塘河以东阵地,掐断了200师往东突围的最后一线希望。
戴安澜亲自指挥部队在城内各交通要道修好坚固的堡垒,轻重武器机成交叉火力网,打退日军进攻。他和参谋、后勤人员也拔出拿起武器,参加战斗。
当日下午,日军再次逼近师指挥部,戴师长指挥特务连与之激战,傍晚始将其击退。
当日傍晚,杜聿明命新22师的两个团,配属3个战车连,向包围东瓜的日军进行攻击,救援戴安澜部突围。3月28日,在战车的配合下,中国远征军一举拿下南阳车站四周及部分建筑物,并摧毁日军炮兵阵地。3月29日,戴安澜率200师趁势突围。这一天夜里,枪炮声彻夜不息,双方在黑暗中混战。战到次日凌晨,中国守军大部分渡过锡塘河,跳出日军包围圈。
至此,东瓜保卫战终于以中国军队主动撤退宣告结束。此役戴安澜率200师孤军奋战,毙伤日军5000余人,掩护了英军的撤退,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。
东瓜保卫战,日军只获得一座空城。撤退前,戴安澜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对日军实施佯攻,撤退后仍留少数部队牵制日军。最后牵制日军的小部队也安全渡河,全师而归。
东瓜保卫战展示了戴安澜的指挥能力,中国远征军既然不能适时集中主力与日军决战,那么予日军一定打击之后,主动放弃东瓜,保持战力,是合乎战略、战术原则的。
东瓜保卫战也为戴安澜在盟军中赢得声誉。美国军方认为,东瓜保卫战是“所有缅甸保卫战所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,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”。英国的《泰唔士报》称之:“东瓜之命运如何,姑且不论。但被围守军,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,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。”
国内的舆论也对戴安澜赞誉有加。蒋介石把此次战役称做是“中国军队的黄埔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”,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“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”。
4月24日,戴安澜所部在奉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,他亲临前线指挥,战斗异常激烈,随从副官受伤,一名卫士牺牲。战至午夜,棠吉被攻克。捷报传来,不仅使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,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。戴安澜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中国、美国和英国的各家报纸上。
毛泽东在挽戴安澜的诗中,也盛赞了这一战斗:“浴血东瓜守,驱倭棠吉归。”
沙场竟殒命,壮志也无违
1942年5月10日,戴安澜率领第200师官兵安全渡过了南渡河。
这是杜聿明命令第200师立即放弃棠吉,迅速向密支那、八莫一线集结,然后夺路回国之后,撤退路上遇到的第一条大河。
腊戍被日军占领后,军委会滇缅参谋团团长林蔚曾电令戴安澜率师改道东进,渡萨尔温江,至景东一带,与甘丽初率领的第6军会合,而后退往西双版纳。这是条近路,沿途日军兵力单薄,有友军掩护。
但戴安澜没有往西,而是往北撤退,即使要穿过日军的重重包围,也要和正在危难之中的军长合兵突出重围。
渡过南渡河,部队进入缅北热带丛林。官兵们在阴暗闷热的密林里,艰难行军。
日军电台不断广播:“要奠定东亚和平,非消灭第5军,尤其第200师不可。”
5月18日黄昏,第200师官兵隐蔽运动至腊戌西南侧的朗科地区,离国境线只有一百五六十里,回国的路程十分已走完九分。
夜里11时,部队隐蔽接近腊戍西侧细包至摩谷公路。这是归国途中要穿越的最后一条公路。突然,埋伏在这里的日军突然开火。据幸存的戴安澜少校作战秘书张家福回忆,突围时戴安澜师长走在最前面,周维汉参谋长走在第二,战士们跟在后面。近在咫尺的敌人发现了他们,戴安澜师长腹部连中三枪,倒在草丛中,流血不止。身后的参谋长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,会日语,他和日本人喊话,对方以为是自己人,才得以突围。
5月下旬,已是缅甸的雨季。终日大雨滂沱。林中满地沼泽,道路泥泞,行进尤为艰难。
部队不仅断粮,更没有药,连块干净的绷带也没有。连日大雨,加上蚊子叮,蚂蝗咬,戴安澜身上那两个大伤口,感染、溃烂、化脓,还长了蛆。
5月26日,第200师残部行至缅甸北部的茅邦村。此地离国境不过三四十里地,可戴安澜已经心力交瘁,几次昏厥。他已经感到生时有限,于是吩咐卫士整理衣冠。
1942年5月26日下午5时,戴安澜伤重去世,享年38岁。
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的遗书,说:“现在孤军奋斗,决以全部牺牲,以报国家养育!为国战死,事极光荣。”
官兵按照戴安澜的遗愿,将他的遗体轮流抬回国内。不久,戴安澜将军的遗体已经开始高度腐烂,一路上,官兵们把军装脱下来裹在他的遗体上,那些军装什么军衔都有,有士兵的,有尉官的,也有校官的。